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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是姓氏为司马名为奉弋的工师

《商周金文资料通鉴》18069号器是一件有铭铜铍,2009年4月见于西安,首次著录。据《通鉴》,该铜铍残长39.8厘米,横截面呈菱形,前锋尖锐,中脊明显,前部收窄,茎呈长方条形,后部有一圆孔,从孔处残断,《通鉴》确定其为战国晚期魏国兵器。铜铍的正面有铭文17字,《通鉴》为之作了简单释文:十亖年五月,下邑疡,左库工帀洮所□者。

《通鉴》属于大型金文著录,公布器物的一般情况为第一要务,故器物铭文有未尽全释的情况,器物的分期断代,一般也只是出示结果,不详陈原因。我们在《通鉴》研究的基础上,对该铜铍未释字进行详细考释,对其涉及的分期断代及其历史地理问题进行补充说明。

通过查阅战国时期铜器铭文,我们发现铭刻两位工师姓名的情况并非仅此一例,还见于:

廿年,相邦建信君,邦右库工币枕、司马奉弋,冶尹□执剂

按:“朹、司马奉弋”位于工帀和冶尹之间,应为两位工师的名字,前者只言其名为朹,后者姓名俱全,应是姓氏为司马名为奉弋的工师。司马氏,源于职官司马,据《通志·姓氏略》记载:“重黎之后,唐虞夏商代掌天地,周宣王时裔孙程伯休父为司马,克平徐方,锡以官,族为司马氏。其后世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名凯,以传剑知名。”(11)而该剑正为赵国兵器,与《通志》所记司马氏后代在赵以传剑著名于世的史实恰好相符。

七年,邢疫令邦乙,下库工帀孙、长缶,冶浊执剂

按:剑铭“工帀”与“冶”之问的“孙、长缶”也应该为两位工师之名,“长缶”即“张缶”,姓张名缶,“张”为三晋兵器铭文中常见的姓氏,多写作“长”。

由上可见,战国时期三晋地区负责制造兵器的库中的工师不一定只有一个,但是,为什么仅少数兵器铭文上出现两位工师之名,他们的职责又是如何划分的,由于我们掌握的此类材料非常有限,目前还很难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个问题有待于以后进一步深入研究。

该铜铍的制作地为下邑的左库,这属于地方制造的兵器。关于下邑的地望,《水经注·获水》:“又东,经虞县故城北,古虞国也……获水又东南经空桐泽北,泽在虞城东南……获水又东南经下邑县故城北。楚考烈王灭鲁,顷公亡迁下邑……获水又东经砀县故城北。”(12)《水经注》所反映的下邑县故城位置应该在虞县故城东南,砀县故城西面。虞县故城在今河南虞城县一带,砀县故城在今河南永城县东北,而今虞城县东南,永城县西面,是河南夏邑县。关于夏邑县的历史变迁,《读史方舆纪要》说:“夏邑县府东百二十里,东至江南萧县百五十里,北至山东单县七十里,战国时下邑地。秦属砀郡,汉置下邑县,属梁国,晋因之,刘宋兼置梁郡于此,后魏初属梁郡,孝昌二年于此置砀郡。隋属毫州,开皇十六年改属宋州,唐、宋因之,金始改夏邑县,仍属宋州。元初并入睢阳县,寻复置,属归德府。”(13)又说:“下邑故城在县西南。”(14)由《水经注》和《读史方舆纪要》的记载来看,战国时下邑即今河南夏邑县,金代方改下邑为夏邑,下邑故城大概在夏邑县境偏西南的位置。

下邑一带从西周初到战国早中期一直是宋国的土地,《毛诗正义·商颂谱》:“其封域在《禹贡》徐州泗滨,西及豫州盟渚之野。”薛永立据此分析:“西周初期……其地为今商丘周围数百里范围,西至宁陵,东到夏邑,北至曹县,南至柘城一带。”(15)春秋时期宋国国力渐强,不断扩张东疆和南疆的领土,西周初处于东疆的下邑一直在宋国版图之内,直至战国晚期。《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王偃立四十七年,齐湣王与魏、楚伐宋,杀王偃,遂灭宋而三分其地。”(16)《汉书·地理志》也说:“为齐、楚、魏所灭,参分其地:魏得梁、陈留,齐得济阴、东平,楚得其沛。”(17)杨宽先生综合各种史料,认为《史记》和《汉书》所谓齐、魏、楚三分宋地并不可信,他说:“魏得宋地在合纵破齐之后,魏由于地理形势的方便,乘齐新得宋地而未能巩固占有的时机,攻取得了大片宋地。”(18)又说:“魏所夺得的宋地,面积很大,从此设置了大宋、方与两个郡。大宋郡以宋的旧都睢阳为中心,方与郡以方与为中心。”(19)依照杨宽先生的意见,齐灭宋以后,下邑先入齐,前284年,五国联军合纵破齐之后,下邑入魏,属于大宋郡管辖之内。但是最晚至公元前249年,下邑又为楚所得,《史记·六国年表》记载:“楚考烈王八年,取鲁,鲁君封于莒。十四年,楚灭鲁,顷公迁下邑,为家人,绝祀。”(20)这大概就是《夏邑县志》里说夏邑战国时期为楚邑的依据。

从铜铍的形制来看,铍长39.8厘米,长条形扁茎,横截面呈菱形,有明显的中脊,铍身上刻有较长的铭文,这符合战国晚期铜铍的类型和特征,“此期铜铍均为长条形扁茎铍,通长一般在30-40厘米之间,而且多数上有铭文”(21)。从铭文的形体特征来看,“令”字作“”,从人,“工帀”二字合文,这都是战国时期流行于三晋地区的写法。结合制造地下邑的地望以及历史变迁,我们认为,铜铍应该是战国晚期下邑地在魏国统治的三十多年间所制造的兵器。铭文中“十四年”,既可能是魏昭王十四年,也可能是魏安釐王十四年。

①孙海波:《甲骨文编》,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石印本,第8卷第20页。

②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31页。

③④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03页。

⑤王筠:《说文句读》,第19卷第19页,中国书店据1882年尊经书局刊本影印,1983年。

⑥⑦黄盛璋:《试论三晋兵器的国别和年代及其相关问题》,《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139页。

⑧同③,第258页。

⑨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97页。

⑩郑樵:《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1页。

(11)同⑩,第150页。

(12)陈桥驿:《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60页。

(13)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348页。

(14)同(13),第2349页。

(15)薛永立:《周代宋国史研究》,吉林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4页。

(16)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632页。

(17)周振鹤:《汉书地理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12页。

(18)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8页。

(19)同(18),第396页。

(20)同(16),第749页。

(21)孙艳:《出土铜铍的类型与分期》,《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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