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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辑录、校勘的古籍手稿共50种

古籍在其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流传过程中, 各种形式的错落、谬误在所难免, 这就对后世辑校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既需具备广博深厚的见闻学识, 更需具有细致谨严的治学态度。鲁迅一方面博采群书, 不厌其多, 不厌其重复, 另一方面又注意鉴别, 不厌其烦, 详加校考, 审慎辑校。这方面, 《嵇康集》的校勘最能说明。

这方面, 包括《嵇康集》《沈下贤文集》《虞永兴文录》《柳恽集》等, 其作者多为会稽人或曾侨居会稽者, 文集均具较高价值, 其中尤以《嵇康集》为代表。嵇康, “竹林七贤”之一, 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 因倡言“非汤武而薄周孔”, 不满权贵, 惨遭杀害, 死时年仅40岁。嵇康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不少富有哲理的玄学论著和文辞优美的愤世嫉俗之作, 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嵇康集》原名《嵇中散集》, 后世逐渐散佚。鲁迅自1913年到1931年, 18年间先后校订10次, 历时之久、费心之深由此可见。在校勘的同时, 鲁迅还写下了《嵇康集逸文》《嵇康集著录考》等许多研究性的文章。沈下贤, 唐朝文学家, 尤以传奇出名, 其文集流传至后世, 颇多舛错讹谬。鲁迅自1912年初至1914年5月进行校勘整理, 才使其大致可读。虞永兴, 即虞世南, 隋唐时人, 其集早佚, 鲁迅辑本可谓填补了空白。柳恽, 南朝梁著名诗人, 柳集原有十二卷, 早已散失亡佚。鲁迅从《诗纪》《世文类聚》《乐府诗集》等书中辑得其诗十六题十八首, 并附以校勘。

鲁迅少时, 感“会稽故籍, 零落至今, 未闻后贤为之纲纪”[4] , 乃起意整理故乡典籍, 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等书。《会稽郡故书杂集》约5万余字, 辑录三国吴谢承《会稽先贤传》等古代会稽人遗著逸文八种, 为研究绍兴人物历史、地理风情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史料, 填补了绍兴旧方志的许多空白。特别是鲁迅在辑录的过程中, 以较大篇幅介绍名人轶事, 一改宋以前旧志以地理为主的倾向, 亦是一大创新。鲁迅还以明钞本《说郛》为底本, 参征他书, 逐句校勘, 辑成南宋张淏《云谷杂记》稿本1卷, 使这一著名的宋人笔记重新流行于世。此外, 鲁迅还辑录了谢承《后汉书》、谢沈《后汉书》、虞预《晋书》《范子计然》《任子》《志林》《魏子》等书, 并写下了一批序言、跋语、抄校说明和考证一类文字。

辑校古代小说, 使其散佚者重获新生, 鲁迅的这个成绩, 集中体现在他辑录而成《古小说钩沉》《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及《小说备校》《谈薮》等书。这五部书汇集了不同时期的小说史料, 不但弥补了此前研究的缺憾, 也为鲁迅撰写《中国小说史略》做了丰厚的学术准备。其中, 《古小说钩沉》辑录周至隋代散佚小说36种, 1400余则, 20多万字, 所辑虽多属“丛残小语”, 但却具有开创性意义, 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古代微型小说集, 不仅拓展了清代以来辑佚、校勘的领域, 真实反映了中国小说萌芽期的历史面貌, 同时也给后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小说旧闻钞》辑录从《大宋宣和遗事》到晚清《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41种旧小说史料, 为今人研究明清小说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 可以“省其重复寻检之劳”[3]327。《唐宋传奇集》辑录唐宋传奇48篇, 17万字, 俨然一部此期短篇小说总集, 书后附录的《稗边小考》两万多字, 是鲁迅最长的一篇考证文章, 颇见其国学功力, 因而尤具学术价值。《小说备校》专收中古时期成本流传的《搜神记》、《神异经》等书有关汉魏六朝小说的散文佚句, 《谈薮》多记南北朝佚事, 有不少可补史传之未详, 两书均具一定文献价值。

(三) 注重体例, 讲求规范。

(二) 考证谨严, 辑校缜密。

(一) 古代小说。

[5]鲁迅.鲁迅大全集 (第30卷) [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1.358.

(三) 古籍辑校要在资今, 善为今用。

[1]郑振铎.郑振铎文集 (第4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441.

1933年6月18日, 鲁迅在致曹聚仁的信中写道:“中国学问, 待从新整理者甚多, 即如历史, 就该另编一部。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 明如何佳, 其实唐室大有胡气, 明则无赖儿郎, 此种物件, 都须裭其华衮, 示人本相, 庶青年不再乌烟瘴气, 莫名其妙。其它如社会史、艺术史、赌博史、娼妓史、文祸史……都未有人著手。”[12] 在《准风月谈·我们怎祥教育儿童的?》中, 鲁迅又说:“倘有人作一部历史, 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 用书, 作一个明确的纪录, 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 是怎样被熏淘下来的, 则其功德, 当不在禹 (虽然他也许不过是一条虫) 下。”[11]29这两段话十分清楚地说出了鲁迅整理古籍的目的, 通过研究整理, 推出各方面的史书, 让青年了解我国历史, 让儿童得到教益, 真正做到古为今用, 造福后人。

鲁迅于1913年10月1日借得丛书堂钞本后, 大喜过望, 马上将其与黄省曾刻本进行对勘, 认为丛书堂钞本原钞很好, 但校改却不佳, 可能未必出于吴宽之手。他指出:“细审此本, 似与黄省曾所刻同出一祖。惟黄刻帅意妄改, 此本遂得稍稍胜之。然经朱墨校后, 则又渐近黄刻。所幸校不甚密, 故留遗佳字, 尚复不少。中散遗文, 世间已无更善于此者矣。”[5]358据此, 鲁迅最终选择丛书堂钞本为《嵇康集》校勘的底本。

[9]曹聚仁.鲁迅评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36.

有清一代, 文字狱大兴, 诸多学儒因此不问时事, 而痴迷于古籍整理, 或编录、或辑佚、或校勘、或注解, 然其领域多集中于经学, 其它方面多未涉足, 而鲁迅恰恰于此有所突破。

对于清儒训释考据, 鲁迅也一分为二地作了客观评价:“给我们明白了宋明人决没有看懂的古书。”[10] 对清儒训释古书作了肯定;同时又指出:“清初学者, 是纵论唐宋, 搜讨前明遗闻的, 文字狱后, 乃专事研究错字, 争论生日, 变了‘邻猫生子’的学者。”[11]358对他们专事训释、为训释而训释又提出了批评。鲁迅所肯定的, 正是他在古籍整理实践中继承的;鲁迅所批判的, 正是他在古籍整理实践中突破发展的。鲁迅的实践也说明了一个道理, 开展一项工作, 必须善于借鉴前人创造的好方法, 但借鉴并不是墨守, 而是要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发展, 古籍辑校同样如此。

鲁迅古籍整理辑校不但搜罗广泛, 考订谨严, 而且体例完备。丰硕的成就, 得益于其严谨的治学态度, 科学的研究方法。

鲁迅少时即习儒家经典, 青年时代又师从章太炎, 由此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功底。1909年自日本回国后, 鲁迅就开始大量而系统地整理古籍, 其一生在这方面的工作可谓耗力颇巨, 并且成就斐然。据徐小蛮统计, 鲁迅辑录、校勘的古籍手稿共50种, 其中经部1种, 史部16种, 子部27种, 集部6种, 收集整理碑录 (包括碑文、造像记及墓志等) 近八百余种。[2] 鲁迅古籍整理辑校, 涉及的领域很广, 主要包括校录小说传奇、文人文集, 辑录乡邦文献、史地著作, 考证金石碑刻等方面。

(三) 乡邦文献。

[4] 鲁迅.鲁迅大全集 (第21卷) [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1.349.

鲁迅辑校《古小说钩沉》同样如此, 全书征引古籍有60余种、参校本有10多种, 其搜求范围甚至还涉及佛教典籍如《法苑珠林》《高僧传》《续高僧传》《比丘尼传》, 术数类典籍如《开元占经》, 时令类典籍如《玉烛宝典》等, 资料完备程度远超清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胡埏《琳琅秘室丛书》等前人辑本。拿《语林》来说, 鲁迅辑本录入而玉函山房本失辑的达28则之多;再如《郭子》, 鲁迅辑本较玉函山房本多出9则。

[12] 鲁迅.鲁迅大全集 (第6卷) [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1.365.

[7]鲁迅.鲁迅全集 (第10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3.

(一) 广采博集, 锐意穷搜。

古籍辑校如此细致谨严, 金石碑文校考, 鲁迅也是这样。这里可举两例。《寰宇贞石图》系清末学者杨守敬辑录的石刻拓片汇编, 收录先秦至唐宋碑刻、墓志等309种, 是研究我国古代碑刻的重要图录。但杨守敬原书缺点较多, “大小四十余纸, 又目录三张, 极草率。”“目录亦时时改刻, 莫可究竟。”“碑额阴侧, 往往不具, 又时杂翻刻本, 殊不足凭信。”[3]3鲁迅以谨严的态度仔细加以考订和整理, 重新确定碑名, 有归并、改动, 有删减、增补, 还间有考证。在此基础上, 认真编写目录, 既有总目, 亦有详目, 并以时代先后为序, 将《寰宇贞石图》重新编排, 整理成为五册, 其中仅目录手稿就有26页, 而原书仅三张。再如, 峋嵝碑原刻在湖南衡山峋嵝峰, 绍兴禹庙刻石系明嘉靖年间拓片翻刻而成, 碑文77字, 似篆非篆、形貌怪异, 号称“天书”。明代学者杨慎经过考证, 推测此碑记载大禹治水功绩。鲁迅对此不轻易苟同。他查阅宋地理志《太平寰宇记》、清王昶《金石萃编》、清俞樾《春在堂随笔》等书关于禹庙刻石的记载, 实地考察碑文题字距离, 然后才写下《会稽禹庙窆石考》一文, 表达自己的见解。

[6]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7.39.

(二) 文人文集。

鲁迅既通晓版本, 又深谙目录学知识, 古籍辑校时尤其注重整体框架特别是目录的体例规范。如《古小说钩沉》, 全书依据史志著录将所辑的36种小说编为五集, 前三集所辑分别是《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作品, 第四集则是隋、唐史志以外目录著录的作品, 不见上述目录著录的则单独编为第五集。每集所辑小说, 又按作者时代先后顺序排列;各书条文编次, 也按所述人物事件的先后为序, 无时代可考的, 则依内容性质分类编排;单句孤文或文义可疑、不似某书的, 则置于书末, 并于文后详注来源出处, 以资征信。再如《会稽郡故书杂集》, 前有总序, 分析会稽历史、辑佚原因、经过等, 每种书前撰有小序一篇, 说明该佚书在历代目录书中的著录、流传、作者、佚文搜集来源、版本、价值等各种情况, 体例十分谨严。

古籍整理, 首要前提是须占有丰富的相关资料。这方面, 鲁迅堪称典范。他每辑校一种古籍, 总是查阅参考大量书籍, 力求资料完备。以《会稽郡故书杂集》为例, 征引古籍种类之广、数量之多, 令人折服。据统计, 就类书而言, 有《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就史书而言, 有《史记》《越绝外传》等及其注、补注、集解以及其它著述等;就地方志而言, 有《乾道四明图经》《宝庆四明志》《延祜四明志》《嘉泰会稽志》《宝庆会稽志》《两浙名贤录》《百越先贤志》《会稽掇英总集》《金华先民传》等;此外, 还有许多文选、文集及其注, 甚至连傅肱《蟹谱》、戴凯之《竹谱》、释道宣《三宝感通录》的有关材料也搜罗到了。

我国历史久远, 文化典籍丰富, 古籍整理须不拘领域, 不拘朝代, 做前人之未做, 成前人之未成, 这是鲁迅“拓荒”精神给我们的启示。

在现代史上, 鲁迅既是一代文学巨匠, 又是一位国学大师。他不但在文学创作、域外小说译介方面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 同时也为我国古籍文献整理作出了很大贡献, 郑振铎先生因此将鲁迅古籍辑佚和创作、翻译并列为“三绝”。[1] 2011年出版的《鲁迅大全集》共33卷, 其中学术编12卷, 内容包括鲁迅整理的古籍及所作序跋、抄录校勘的碑铭、造像、墓志等。鲁迅辑校整理古籍文献, 不但丰富了我国学术宝库, 更为今人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树立了极好的范例。

除古籍辑校外, 鲁迅还倾心收集碑拓、砖拓、造像及瓦当、铜镜、钱币等小品实物, 至今保存的有4100多种, 5900余张。同时, 他费力予以校勘整理, 重编《寰宇贞石图》, 辑成古砖拓本集《俟堂专文杂集》, 写下了《会稽禹庙窆石考》《吕超墓志铭跋》《大云寺弥勒重阁碑校记》《□肱墓志考》等一批考证文章。鲁迅石刻著录自成一家, 对于今天的金石研究仍具一定参考价值, 然因多数未结集出版而少为人知。1987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鲁迅辑校石刻手稿》收录鲁迅抄录校勘的石刻790余种, 手稿1700余页。

清儒家法, 又称朴学, 指清代乾嘉学派的研究方法, 主张无信不征, 学风求真笃实。鲁迅辑校古籍, 反复考证, 旁征博引, 校刊辨正, 细雕精琢, 不厌其烦, 可谓是朴学精神的身体力行者, “也还是朴学家的正宗。”[9] 同时, 鲁迅又能够打破清儒一味校勘、专事校勘、“书斋考证”的旧习。他注重实地勘查, 注重实物与文字互证, 以科学的方法丰富了传统朴学研究的模式, 为考证研究注入了新鲜的养分。如《俟堂专文杂集》是鲁迅所藏古砖拓本的辑集, 收汉魏六朝170件, 隋2件, 唐1件。鲁迅不但注明每块砖的埋藏处、拓者姓名, 并对每块砖的真伪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 可以说是开启了考古校勘之风气。

整理古籍不是为整理而整理, 而是为了研究, 了解历史, 扬长避短, 为今所用, 这是鲁迅古籍整理给我们的又一个启示。他纂辑古籍小说, 是为了厘清小说渊源, 为小说正名;辑校乡邦文献, 是为了激励后人爱国爱乡;收集整理金石碑刻, 是为了研究中国文字变迁和书法艺术演变。

在中国封建社会, 自然科学研究被斥之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鲁迅一反传统, 他早年即爱看《释虫小记》《南方草物状》等自然科学书籍, 后来赴南京求学, 学的也是自然科学。鲁迅整理古籍, 十分重视这方面的典籍, 辑校之作亦为数不少。如唐刘恂所撰的《岭表录异》是记述广东地区风土物产, 天文地理、草木虫鱼的博物类书, 但原本久佚。鲁迅根据《永乐大典》本等书, 进行详细校勘, 并于原书三卷之外又增加了《补遗》一卷, 成为此书现存唯一善本。又如, 鲁迅所辑《范子计然》, 记载了越国范蠡与他的老师计然不少有关农业问题的对话。鲁迅不但自己重视自然科学, 还一再劝青年们留心自然科学, 可谓是领风气之先。

[8]蔡元培.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 (上) [C],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196.

蔡元培认为:“鲁迅先生本受清代学者的濡染, ……, 惟彼又深研科学, 酷爱美术, 故不为清儒所囿, 又有其他方面的发展。”[8] 评语将鲁迅古籍整理工作总结为“用清儒家法”, 又“不为清儒所囿”, 客观地指出了鲁迅善于继承和吸收前人的有益做法并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发展, 可谓是一语中的、高屋建瓴。

参考文献

这里, 还可以说一下《唐宋传奇集》末所附的《稗边小缀》, 其内容是对所辑作品作目录学的叙录。虽然鲁迅自言此不过会集丛残, 聊存旧闻, 但文内实多精心之考证。他既考证作者生平, 探究故事演变, 鉴别版本异同, 还比较文字优劣, 简述有关评论得失, 校正旧本多处讹误, 充分展示了鲁迅深厚的目录学、版本学功底, 博引群书而又每有灼见。后人读之, 既可免去重复寻检之劳, 又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

[11] 鲁迅.鲁迅大全集 (第7卷) [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1.

上边两例, 可见鲁迅辑校古籍, 搜集之广, 费力之深, 在同时代直至当今, 鲜有过其者。鲁迅自云:“废寝辍食, 锐意穷搜, 时或得之, 瞿然则喜。”[3]327亦是真实写照。

鲁迅的古籍辑校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今天, 我们研究整理祖国文化典籍, 只有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才能更好挖掘其思想价值, 使之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 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重要支撑。

鲁迅不厌其烦地反复考证、参互比较, 先后十次校订《嵇康集》, 单是抄本就写了三遍 (其中第三遍只抄写了前两卷) , 一律墨笔小楷, 工整秀丽, 字约十余万, 并且校正了多处前人舛错讹谬。如《嵇康集》第一卷《述志诗二首》:“焦朋振六翮, 罗者安所羁”。鲁迅在“焦朋”处按语云:“ (朋) 各本作‘鹏’, 案当作‘明’。程本并改焦为鵾, 尤谬。”不但指出各刻本的谬误, 还订正了丛书堂本中“焦明”作“焦朋”的错误。“焦明”, 鸟名, 似凤, 见《文选》司马相如《上林赋》。没有博深的学术修养, 谨严的治学态度, 很难这样排比材料, 考定正误。许寿裳曾这样评价鲁迅:“单是一部《嵇康集》, 不知道校过多少遍, 参照诸本, 不厌精详, 所以成为校勘最善之书。”[6] 这个评价可谓十分中肯。

[3] 鲁迅.鲁迅大全集 (第29卷) [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1.

古籍校勘, 首先须了解其基本构成及流传情况, 再据此确定底本。鲁迅起意研究嵇康始于1913年。他通过查考《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缪荃孙《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等28种史书经籍志和官私目录之后, 终于弄清了《嵇康集》的大致情况:《嵇康集》系其亲友所编, 梁时有十五卷、目录一卷;至隋佚二卷;唐时复作十卷, 而失其目录;宋以来, 仅存十卷;由于大量散佚, 后世出现了各种辑本, 较为著名的刻本有黄省曾、汪士贤、程荣、张溥、张燮五家, 其中数黄省曾刻本最早;钞本现存仅吴宽丛书堂本一种。鲁迅由此得出一个结论, 有资格作为底本的只有黄省曾刻本或者丛书堂钞本两种。

在鲁迅之前, 很少有人留意我国古代小说留存的残篇只语, 此前的文学史著作对此的论述也非常贫乏。鲁迅堪称有意纂辑小说史料第一人。他致力于这件历代不被重视的工作, 著就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小说史专著《中国小说史略》, 辑就《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 使先前自生自灭的小说史料从此受到了重视, 使原来不为人们注意的材料获得了重要的学术价值, 使身处灭绝边缘的古代小说得以复续人间, 重新流布。鲁迅这方面所做的工作, 确具拓荒的价值。更为可贵的是, 鲁迅一反视古代小说为“稗说”边缘的俗弊, 旗帜鲜明地批评了将小说视为“稗官家言”的论调, 不但廓清小说源流, 而且为小说正名, “其在文林, 有如舜华, 足以丽尔文明, 点辍幽独, 盖不第为广视听之具而止。然论者尚墨守故言。”[7] 充分肯定了小说的文学史价值和社会功能, 称其为起于民间而有益于民心的文学养料, 可谓是振聋发聩, 一鸣惊人。

鲁迅古籍文献整理贡献不仅如此, 而且还由于他在进行这项工作的实践中, 给了今人许多有益的启示。

(二) 古籍辑校须善于传承, 注重发展。

底本选定之后, 鲁迅将丛书堂钞本与多家刻本对照, 谨严校勘。“既以黄省曾、汪士贤、程荣、张溥、张燮五家刻本比勘讫, 复取《三国志》注、《晋书》、《世说新语》注、《野客丛书》、胡克家翻宋尤袤本《文选》李善注, 及所著《考异》、宋本《文选》六臣注、相传唐钞《文选集注》残本、《乐府诗集》《古诗记》反陈禹谟刻本《北堂书钞》、胡缵宗本《艺文类聚》、锡山安国刻本《初学记》、鲍崇城刻本《太平御览》等所引, 著其同异。”[5]276

(四) 金石碑刻。

[10] 鲁迅.鲁迅大全集 (第8卷) [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1.121.

[2]徐小蛮.鲁迅辑校古籍手稿及其研究价值[J].鲁迅研究动态, 1987 (8) .

(一) 古籍辑校须敢于拓荒, 破除时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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